第七节画虎不成迹象早已显露（1 / 2）
第七节画虎不成迹象早已显露
权力，最直接体现在组织人事上。
古往今来，选人用人，驾驭部下，这个课题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到现在，专门论述这门学问的书塞满书架，凡管理方面的书，又几乎没有一本不涉及，加起来，已经称得上汗牛充栋。
深谙此道的李鸿章不能不小心细致，不能不煞费苦心。
关乎北洋水师成败的军官选拔上要考虑的因素太多，要避免的问题也太多。
北洋管带人选（或者说可选的人），大部分为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地域上福建人居多，少部分为广东人，政治力量版图上属于南洋培养的居多。这是清廷朝臣们，特别是李鸿章十分在意的事情。
各大臣分办南洋、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则各求把持大权，确保它成为自己掌控的力量，这一关键因素，各经办大臣不能不考虑。
谁叫自己前期没办船政、航海专业学校呢？当初办的时候，说的都还挺好——都是咱大清的，谁教也是教，谁用都能用。可一旦“亲生儿子”一样的北洋舰队，不得不使用别人培养出来的人，叫别人“校长”，李鸿章一定比较在意，只是说不出口。
而如何驾驭这些人，则相当麻烦，于是也相当重要。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各派在选人上，很动了一番脑筋。
这一点，和日本人何其不同。
虽然日本也讲究个出身、成分、和谁一起战斗、参加革命早晚，什么以地域划分的萨长派，以革命起来的倒幕派，那是比较根正苗红的。但人尽其才、无才不用，甚至对投降了又反、反了再降的，都能不计前嫌，这却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就说日本海军的功臣，胜海舟、榎本武扬，都是旧幕府的人才，是明治政府过去的敌人，半路起义过来的有，临阵倒戈过来的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反正过来的时候，官就很大了。就在明治政府与德川庆喜之间打响戊辰战争的紧要关头，榎本武扬还带着幕府海军再次反出江户，前往虾夷，搞“独立”去了。但明治政府在武力迫使其重新归降后，仍然没有清算老账，而是继续任命他为新政府海军将领，官照干，兵照当。
当然我们古代也有“七擒七纵”，但那是古代。
放到地大人多的大清，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北洋舰队领导人选上，体现了李鸿章的周密老辣。
————————————
是是非非丁汝昌
北洋水师领导人选，是当时直至后世始终都被人置疑的丁汝昌。
大家对李鸿章有很多议论，也包括在当时和后来的历史上饱受诟病的丁汝昌的任命。
丁汝昌为何能脱颖而出呢？
查清史稿，丁汝昌出道的前部分，基本没有什么名头，属于级别和层次不够，也没有干过什么很出名的大事的那种。
然而，由李鸿章向朝廷保奏，丁汝昌跨军种调任，还是由闲置状态，一下子出任北洋水师提督，平步青云。
丁汝昌——原名先达，也作雨亭，号次章，原籍安徽凤阳县（朱元璋的老乡），出生在巢县。早年参加太平军，准备试试运气，饭碗还没捂热，太平军便大势已去。又跟随陈玉成的部下程学启深夜攀城而下，叛投湘军。跳槽再试试，运气还是不佳。对这种没带“投名状”的机会分子，曾国荃一向并不信任，遇战就派他们打头阵。不走运之中的大运，是冲冲杀杀，大难不死，终于扛到了“好运来”。
李鸿章挑选人员，至上海组建淮军，带走了程学启的一个营。丁汝昌因为是安徽人而被一起选中，终于由在一楼徘徊中找到了楼梯口。在一次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作战中，刘铭传发现了丁汝昌，把他调入铭字营，从此又由“步行梯”进入了“直升梯”。因和捻军作战屡立战功，官至记名提督（授总兵，加提督衔），还被赐予一个“协勇巴图鲁”荣誉称号。
这一时期，丁汝昌的运气实在是好。作为叛降人员，若按照林则徐的标准，是绝对得不到重用的。但他由太平军到湘军，再到淮军，从此算是跟对了人，进步上似乎也没有经受什么波折。
直到有一天，太平军打完了，捻军也打完了，运气没了。
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层层摊派到刘铭传头上，刘铭传又摊派到丁汝昌头上，准备裁掉属于他的马队3个营。丁汝昌跳起来了：那我干什么去呀？头脑一热，不顾犯上，写信提出抗议。刘铭传大怒，你不执行命令，我就要拿你开刀，以儆效尤。
头脑冷静下来，知道“作”大了就是死，跑吧。丁汝昌连夜跑回家乡巢县，躲了起来，幸亏先走了一步，才免了杀身之祸。
当然，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从土地上爬出去，又在死人堆里爬，叱咤风云爬了几十年，又爬回这片土地，只是多了几亩地，那种郁闷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
蛰伏数年，丁汝昌视线没有离开李鸿章，时常想念老领导，某天看看风声过去了，立刻前往天津投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
再试试运气吧。
这一试，果然运势又回来了，而且还涨了一截。
李鸿章并未见过丁汝昌，但也知道这个小老乡“才略武勇”，有惜才之心，又见其千里投奔，不但没有追究违反军令的事，还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今吾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
李鸿章的意思，不能让他再回淮军。李鸿章为部下想得还很周全，同时可以看出，在“正愁缺个人选”的当口，丁汝昌正好找上门来，不是“偶遇”，而是“相守的结果”。一番话已经交底：打算重用他了。
赶上李鸿章办海军这个好机会了，这边跑了跑，要了要（给点差使），没想到天上掉下这么大个好事，一切就跟梦里一样。回报高得溢出预期，简得漾得盆满钵满。
好运来了，都是成双成对地来。
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西征收复新疆，也缺人手，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把他发往甘肃，在自己手下差遣。现在看来，这其实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能发挥自己的陆上优势，再展宏图也未可知。如果那样的话，他的命运将改写。
甚或，大清北洋海军的命运也将改写，历史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唉，没有那个“金刚钻”，干嘛要揽海军这个“瓷器活”呢。
所谓“艺高人胆大”不一定正确，反过来，胆大的人也不一定艺高。贪心的人一般胆子也大，艺到高处人反而变得谨慎，无数历史人物的成败利钝，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面对一样东西，有的人只关心能不能拿到，全然不考虑自己能不能玩得转。但这世上，脸厚的、胆大的，还有二愣子，还往往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丁汝昌的荣辱生死，从此就要与北洋系在一起了。
李鸿章未同意丁汝昌西行（主要是又苦，又危险，丁自己也不想去。到水师有官做，有船坐，能海上清爽地兜风，谁还去当尘灰暴土的“泥腿子”步兵），便编了个丁汝昌“伤病复发”的理由，把他留在了天津。
可见，当时李鸿章确实已经下定决心让其领军北洋。
关键他是淮军将领，李鸿章部下，同乡，在李鸿章看来，堪为亲信，这是最重要的。本着着眼于不管能不能打仗、打胜仗（李鸿章也许相信这位将军能打胜仗），关键是能不能听话、信得过的选人原则，李鸿章选中了丁汝昌，顶着非议和压力，死往上推。一道《保举将才折》，将丁汝昌送上了北洋水师提督的座位。
成功打下这颗钉子，北洋就稳稳地捏在他李鸿章手中了。北洋还是淮军，还是李家军。
至于能力，虽然可能都没上过船，甚至没见过军舰，好赖丁汝昌也是一名马上猛将，可不是靠盖房子、喂猪种菜提升起来的。李大人早就安排了左右两个总兵，都是地道的海军专业、科班出身，协助练兵管理，领导主要抓全面，具体事他们干，当不成问题。
所以，混公司、混单位的，别老拿自己的专业说事。朱元璋的专业是和尚，可他当了皇上。
至于海战，不会可以学嘛。
职务就是压力，职务就是动力，职务就是经历，因此李大人可以有把握地说，有职务就有能力。
况且，有的是机会，有的是时间历练。
****
事实证明，丁汝昌是一个绝佳的人选——非常好地胜任了李家军的“管家”一职。
即使是海上作战，在战与守、还是走的重大战略问题上，丁军门总是先请示老当家的。
事实也证明，确实因为选了丁汝昌，李鸿章加分不少，往后更能有机会名垂青史，大放异彩。
不过留的是骂名，毁的是一世英名。
因为，丁汝昌能当个好“管家”，却当不好冲锋海上的好“中军”。
所以拜托了，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谁种的果子谁吞下——最后还得老东家卖了老脸，忍辱负重，亲自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
但不管怎么说，丁汝昌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我在很多资料上都看到，丁汝昌一日负责北洋水师的工作，不等不靠，亲自上了小轮船开始操练。起码这种深入一线、甘当学生，从基本学起的态度是明确的，是值得表扬的。至于有人说李鸿章安排专门买个小火轮给丁汝昌个人学习海战，这就有点寒碜人了。至于吗？其实北洋水师外购的军舰到来之前，也就有这点装备，不在这上边练，还能在岸上练划浆吗？
后来，李鸿章安排丁汝昌率队前往英国，接回了两艘军舰，途中还专门赴德国考察大型铁甲舰的建造，也算出过远洋、长见识的了。
职务就是压力，丁汝昌一上任，首先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对于各位总兵和管带们的种种质疑，种种冷眼，丁汝昌应该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官职是一回事，但能不能服住这些水师学堂出身、大多留过洋的总兵、管带，又是另一回事。
由于自己经历和素质结构的缺陷，始终让北洋海军军官们不那么虚心听从管教，这一点丁军门也十分清楚。
既然大家认定自己是靠后台上来的，有“背景”——当然不算陆军背景，这里是海军。对这些会拽洋文、从未打过仗的学生官，拿“你们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已经如何驰骋战场，如何神勇”摆谱是没用的。你从自己擅长的领域跳到人家擅长的领域，你就是不折不扣的“菜鸟”大人。唯一的选择，是必须始终亲力亲为、以身示范，争取能替李大人拢住这帮人。
当然，丁军门有些缺点，象吃点、拿点，还有象那个方面的。我们也没必要从阶级角度去分析，说什么封建社会，当这么大官，官场、社会风气这样，大环境这样，丁军门身在江湖，也难以免俗。说到底还是个人的追求和品位问题，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不是也有很多人拒腐蚀、永不沾吗？
问题还在其本人。
————————————
喜喜悲悲琅威理
读北洋海军史，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就是总查琅威理。
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到，就是总查琅威理的去职。
而琅威理去职的起因，是另一件事，“争升提督旗”。
现在我们可以断定，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
清史记：“十六年十月，北洋所聘海军总查英人琅威理，以争提督升旗，辞职回国。英政府遂拒我海军学生在英留学。”[《清史稿志水师海军》]
这段简短记录，背后是一个复杂的故事。说的是1890年初，北洋舰队停泊香港过冬（注意，这是北洋官兵的好日子！）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领部分海军出巡南海。
这是例行性的工作，不是第一次。留下的人员照常运转，直到突然有一天，平静中起了波澜。
3月6日，一大早，旗舰“定远”突然降下提督旗，升起总兵旗。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提督之下，两个总兵。身为右翼总兵的“定远”管带刘步蟾下令升总兵旗，就宣示他要代行指挥舰队的职责。
这让舰上的琅威理十分诧异，也难以接受，于是找刘步蟾理论：他认为虽然丁提督出巡，但身为副提督的他还在舰队中，理应继续升提督旗。（“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镇旗？”）
刘步蟾毫不让步，直截生硬回敬：规定就是这样的。
那就向上请示。琅威理立刻给李鸿章发电报，其实也是希望李大人评理。
以下，按历史教科书上说的是：李鸿章却暗示北洋舰队只有一个提督，没有所谓的“副职”。6月25日，北洋舰队抵达天津后，丁汝昌和琅威理面见李鸿章，谈及撤旗事件时，李鸿章支持了刘步蟾的行动。
琅威理对此非常愤慨，当场提出辞职。
而李鸿章接受了他的辞呈。
******
琅威理的愤怒可想而知。
因为，相互之间曾经有言在先。
当初李鸿章盛情邀请时，琅威理就已经说明自己的要求：要他来华任职，第一，须有调派弁勇之权；第二，须向英国海军部请假并获允准；第三，中国方面须与英国海军部商妥，将他在华服务年限作为海上服役年资，不能影响他在英国海军中的升迁。
第二、三件事，就是当时大清费劲周折与英国洽商，经三年才解决的问题。
但第一件，则是大清来决定的。
而大清、李鸿章似乎已经应允，也给了他这个权力。一下子给封了个“副提督衔水师总监督”，1888年12月17日，清政府组建北洋舰队，又以丁汝昌为提督，琅威理则担任副统领。后又加到“提督衔”，和提督一个待遇了。
日常工作中，李鸿章确实又非常倚重琅威理。
李鸿章在发给琅威理的文电中，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
权力，最直接体现在组织人事上。
古往今来，选人用人，驾驭部下，这个课题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到现在，专门论述这门学问的书塞满书架，凡管理方面的书，又几乎没有一本不涉及，加起来，已经称得上汗牛充栋。
深谙此道的李鸿章不能不小心细致，不能不煞费苦心。
关乎北洋水师成败的军官选拔上要考虑的因素太多，要避免的问题也太多。
北洋管带人选（或者说可选的人），大部分为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地域上福建人居多，少部分为广东人，政治力量版图上属于南洋培养的居多。这是清廷朝臣们，特别是李鸿章十分在意的事情。
各大臣分办南洋、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则各求把持大权，确保它成为自己掌控的力量，这一关键因素，各经办大臣不能不考虑。
谁叫自己前期没办船政、航海专业学校呢？当初办的时候，说的都还挺好——都是咱大清的，谁教也是教，谁用都能用。可一旦“亲生儿子”一样的北洋舰队，不得不使用别人培养出来的人，叫别人“校长”，李鸿章一定比较在意，只是说不出口。
而如何驾驭这些人，则相当麻烦，于是也相当重要。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各派在选人上，很动了一番脑筋。
这一点，和日本人何其不同。
虽然日本也讲究个出身、成分、和谁一起战斗、参加革命早晚，什么以地域划分的萨长派，以革命起来的倒幕派，那是比较根正苗红的。但人尽其才、无才不用，甚至对投降了又反、反了再降的，都能不计前嫌，这却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就说日本海军的功臣，胜海舟、榎本武扬，都是旧幕府的人才，是明治政府过去的敌人，半路起义过来的有，临阵倒戈过来的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反正过来的时候，官就很大了。就在明治政府与德川庆喜之间打响戊辰战争的紧要关头，榎本武扬还带着幕府海军再次反出江户，前往虾夷，搞“独立”去了。但明治政府在武力迫使其重新归降后，仍然没有清算老账，而是继续任命他为新政府海军将领，官照干，兵照当。
当然我们古代也有“七擒七纵”，但那是古代。
放到地大人多的大清，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北洋舰队领导人选上，体现了李鸿章的周密老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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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非非丁汝昌
北洋水师领导人选，是当时直至后世始终都被人置疑的丁汝昌。
大家对李鸿章有很多议论，也包括在当时和后来的历史上饱受诟病的丁汝昌的任命。
丁汝昌为何能脱颖而出呢？
查清史稿，丁汝昌出道的前部分，基本没有什么名头，属于级别和层次不够，也没有干过什么很出名的大事的那种。
然而，由李鸿章向朝廷保奏，丁汝昌跨军种调任，还是由闲置状态，一下子出任北洋水师提督，平步青云。
丁汝昌——原名先达，也作雨亭，号次章，原籍安徽凤阳县（朱元璋的老乡），出生在巢县。早年参加太平军，准备试试运气，饭碗还没捂热，太平军便大势已去。又跟随陈玉成的部下程学启深夜攀城而下，叛投湘军。跳槽再试试，运气还是不佳。对这种没带“投名状”的机会分子，曾国荃一向并不信任，遇战就派他们打头阵。不走运之中的大运，是冲冲杀杀，大难不死，终于扛到了“好运来”。
李鸿章挑选人员，至上海组建淮军，带走了程学启的一个营。丁汝昌因为是安徽人而被一起选中，终于由在一楼徘徊中找到了楼梯口。在一次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作战中，刘铭传发现了丁汝昌，把他调入铭字营，从此又由“步行梯”进入了“直升梯”。因和捻军作战屡立战功，官至记名提督（授总兵，加提督衔），还被赐予一个“协勇巴图鲁”荣誉称号。
这一时期，丁汝昌的运气实在是好。作为叛降人员，若按照林则徐的标准，是绝对得不到重用的。但他由太平军到湘军，再到淮军，从此算是跟对了人，进步上似乎也没有经受什么波折。
直到有一天，太平军打完了，捻军也打完了，运气没了。
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层层摊派到刘铭传头上，刘铭传又摊派到丁汝昌头上，准备裁掉属于他的马队3个营。丁汝昌跳起来了：那我干什么去呀？头脑一热，不顾犯上，写信提出抗议。刘铭传大怒，你不执行命令，我就要拿你开刀，以儆效尤。
头脑冷静下来，知道“作”大了就是死，跑吧。丁汝昌连夜跑回家乡巢县，躲了起来，幸亏先走了一步，才免了杀身之祸。
当然，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从土地上爬出去，又在死人堆里爬，叱咤风云爬了几十年，又爬回这片土地，只是多了几亩地，那种郁闷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
蛰伏数年，丁汝昌视线没有离开李鸿章，时常想念老领导，某天看看风声过去了，立刻前往天津投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
再试试运气吧。
这一试，果然运势又回来了，而且还涨了一截。
李鸿章并未见过丁汝昌，但也知道这个小老乡“才略武勇”，有惜才之心，又见其千里投奔，不但没有追究违反军令的事，还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今吾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
李鸿章的意思，不能让他再回淮军。李鸿章为部下想得还很周全，同时可以看出，在“正愁缺个人选”的当口，丁汝昌正好找上门来，不是“偶遇”，而是“相守的结果”。一番话已经交底：打算重用他了。
赶上李鸿章办海军这个好机会了，这边跑了跑，要了要（给点差使），没想到天上掉下这么大个好事，一切就跟梦里一样。回报高得溢出预期，简得漾得盆满钵满。
好运来了，都是成双成对地来。
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西征收复新疆，也缺人手，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把他发往甘肃，在自己手下差遣。现在看来，这其实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能发挥自己的陆上优势，再展宏图也未可知。如果那样的话，他的命运将改写。
甚或，大清北洋海军的命运也将改写，历史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唉，没有那个“金刚钻”，干嘛要揽海军这个“瓷器活”呢。
所谓“艺高人胆大”不一定正确，反过来，胆大的人也不一定艺高。贪心的人一般胆子也大，艺到高处人反而变得谨慎，无数历史人物的成败利钝，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面对一样东西，有的人只关心能不能拿到，全然不考虑自己能不能玩得转。但这世上，脸厚的、胆大的，还有二愣子，还往往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丁汝昌的荣辱生死，从此就要与北洋系在一起了。
李鸿章未同意丁汝昌西行（主要是又苦，又危险，丁自己也不想去。到水师有官做，有船坐，能海上清爽地兜风，谁还去当尘灰暴土的“泥腿子”步兵），便编了个丁汝昌“伤病复发”的理由，把他留在了天津。
可见，当时李鸿章确实已经下定决心让其领军北洋。
关键他是淮军将领，李鸿章部下，同乡，在李鸿章看来，堪为亲信，这是最重要的。本着着眼于不管能不能打仗、打胜仗（李鸿章也许相信这位将军能打胜仗），关键是能不能听话、信得过的选人原则，李鸿章选中了丁汝昌，顶着非议和压力，死往上推。一道《保举将才折》，将丁汝昌送上了北洋水师提督的座位。
成功打下这颗钉子，北洋就稳稳地捏在他李鸿章手中了。北洋还是淮军，还是李家军。
至于能力，虽然可能都没上过船，甚至没见过军舰，好赖丁汝昌也是一名马上猛将，可不是靠盖房子、喂猪种菜提升起来的。李大人早就安排了左右两个总兵，都是地道的海军专业、科班出身，协助练兵管理，领导主要抓全面，具体事他们干，当不成问题。
所以，混公司、混单位的，别老拿自己的专业说事。朱元璋的专业是和尚，可他当了皇上。
至于海战，不会可以学嘛。
职务就是压力，职务就是动力，职务就是经历，因此李大人可以有把握地说，有职务就有能力。
况且，有的是机会，有的是时间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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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丁汝昌是一个绝佳的人选——非常好地胜任了李家军的“管家”一职。
即使是海上作战，在战与守、还是走的重大战略问题上，丁军门总是先请示老当家的。
事实也证明，确实因为选了丁汝昌，李鸿章加分不少，往后更能有机会名垂青史，大放异彩。
不过留的是骂名，毁的是一世英名。
因为，丁汝昌能当个好“管家”，却当不好冲锋海上的好“中军”。
所以拜托了，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谁种的果子谁吞下——最后还得老东家卖了老脸，忍辱负重，亲自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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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丁汝昌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我在很多资料上都看到，丁汝昌一日负责北洋水师的工作，不等不靠，亲自上了小轮船开始操练。起码这种深入一线、甘当学生，从基本学起的态度是明确的，是值得表扬的。至于有人说李鸿章安排专门买个小火轮给丁汝昌个人学习海战，这就有点寒碜人了。至于吗？其实北洋水师外购的军舰到来之前，也就有这点装备，不在这上边练，还能在岸上练划浆吗？
后来，李鸿章安排丁汝昌率队前往英国，接回了两艘军舰，途中还专门赴德国考察大型铁甲舰的建造，也算出过远洋、长见识的了。
职务就是压力，丁汝昌一上任，首先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对于各位总兵和管带们的种种质疑，种种冷眼，丁汝昌应该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官职是一回事，但能不能服住这些水师学堂出身、大多留过洋的总兵、管带，又是另一回事。
由于自己经历和素质结构的缺陷，始终让北洋海军军官们不那么虚心听从管教，这一点丁军门也十分清楚。
既然大家认定自己是靠后台上来的，有“背景”——当然不算陆军背景，这里是海军。对这些会拽洋文、从未打过仗的学生官，拿“你们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已经如何驰骋战场，如何神勇”摆谱是没用的。你从自己擅长的领域跳到人家擅长的领域，你就是不折不扣的“菜鸟”大人。唯一的选择，是必须始终亲力亲为、以身示范，争取能替李大人拢住这帮人。
当然，丁军门有些缺点，象吃点、拿点，还有象那个方面的。我们也没必要从阶级角度去分析，说什么封建社会，当这么大官，官场、社会风气这样，大环境这样，丁军门身在江湖，也难以免俗。说到底还是个人的追求和品位问题，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不是也有很多人拒腐蚀、永不沾吗？
问题还在其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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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喜悲悲琅威理
读北洋海军史，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就是总查琅威理。
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到，就是总查琅威理的去职。
而琅威理去职的起因，是另一件事，“争升提督旗”。
现在我们可以断定，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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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记：“十六年十月，北洋所聘海军总查英人琅威理，以争提督升旗，辞职回国。英政府遂拒我海军学生在英留学。”[《清史稿志水师海军》]
这段简短记录，背后是一个复杂的故事。说的是1890年初，北洋舰队停泊香港过冬（注意，这是北洋官兵的好日子！）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领部分海军出巡南海。
这是例行性的工作，不是第一次。留下的人员照常运转，直到突然有一天，平静中起了波澜。
3月6日，一大早，旗舰“定远”突然降下提督旗，升起总兵旗。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提督之下，两个总兵。身为右翼总兵的“定远”管带刘步蟾下令升总兵旗，就宣示他要代行指挥舰队的职责。
这让舰上的琅威理十分诧异，也难以接受，于是找刘步蟾理论：他认为虽然丁提督出巡，但身为副提督的他还在舰队中，理应继续升提督旗。（“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镇旗？”）
刘步蟾毫不让步，直截生硬回敬：规定就是这样的。
那就向上请示。琅威理立刻给李鸿章发电报，其实也是希望李大人评理。
以下，按历史教科书上说的是：李鸿章却暗示北洋舰队只有一个提督，没有所谓的“副职”。6月25日，北洋舰队抵达天津后，丁汝昌和琅威理面见李鸿章，谈及撤旗事件时，李鸿章支持了刘步蟾的行动。
琅威理对此非常愤慨，当场提出辞职。
而李鸿章接受了他的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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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威理的愤怒可想而知。
因为，相互之间曾经有言在先。
当初李鸿章盛情邀请时，琅威理就已经说明自己的要求：要他来华任职，第一，须有调派弁勇之权；第二，须向英国海军部请假并获允准；第三，中国方面须与英国海军部商妥，将他在华服务年限作为海上服役年资，不能影响他在英国海军中的升迁。
第二、三件事，就是当时大清费劲周折与英国洽商，经三年才解决的问题。
但第一件，则是大清来决定的。
而大清、李鸿章似乎已经应允，也给了他这个权力。一下子给封了个“副提督衔水师总监督”，1888年12月17日，清政府组建北洋舰队，又以丁汝昌为提督，琅威理则担任副统领。后又加到“提督衔”，和提督一个待遇了。
日常工作中，李鸿章确实又非常倚重琅威理。
李鸿章在发给琅威理的文电中，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