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战争和谈判，无非是政治手段的两面



议和。



李鸿章故意拖延，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探寻与法国议和的路子。



在李大人的心目中，大清根本无法与法国相匹敌。现在需要的，是按照《国际公法》，把中越边界固定下来，防止外敌入侵。



也就是说，先别管他法国与越南怎样了，我们关起门来再说。至于是与法国还是与越南确定边界，都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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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也正是这么想的。



法国人当前的目的（注意是当前），是将越南夺下来。但战争打了一年多，却不能得志。



或者应该说是相当狼狈，英国人、德国人都在看法国人的笑话，看法国人如何在一个“百战百胜”的民间武装黑旗军面前受到教训，在清军面前落荒而逃，白白在越南消耗大量的金钱。



所以，法国人开始转变思想，积极地与大清联系，希望用温和的办法解决问题。当然，前提还是要达到自己占有越南的目的。



于是，6月，新任的法国公使德理固一上任，便着急赶往上海，与李鸿章见面。会谈的结果，据德理固给国内的报告称是——我们的态度，足以让李鸿章在上海滞留一个月，而不能到南方广州去履行职责。



看来，法国人对李鸿章到广州组织一场对法作战的无限可能，是相当紧张的。



他们哪知道，此时的李鸿章，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



虽然内心主张和谈，但他摆出一副真的要南行的架势，除了给朝廷正吵吵得火热的主战派们个样子看，也是给法国人一个“决心战斗到底”的印象。



谈还是要谈，等法国人心虚、嘴软的时候。



法国人紧紧抓住了机会，等李鸿章回到天津的总督衙门，正式从朝廷获得谈判的授权，9月，德理固再次找上门来。



谈判进程再次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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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在这次战争中，李鸿章实际是一个“主和派”，他所做的，只是寻求和谈的可能。



1884年4月，他也主动派出了广州税务司德璀琳与法国舰队司令利士比少将和旗舰“窝尔达”号巡洋舰舰长福禄诺接上了头。



福禄诺与李大人是老关系，曾居住天津多年，相互之间都很熟，还曾经在制定水师章程上应邀帮过李大人的忙。德璀琳出面牵线搭桥，法国人也决定就派福禄诺代表法国，到天津谈判。



老李捏得很准。法国突然把一个如此重要的职责赋予一位舰长，只说明此时的法国，已经实在难以忍受被拖在一场毫无荣誉感可称的战争，和无休止的战争投入了。



5月11日，两人经过商谈，签订了一个《中法简明条款》（就是《天津专约》）。李鸿章答应，撤回大清军队，将北圻交法国人保护，法国人可以通过北圻与中国通商。法国人也答应不向中国索取什么赔款，在与越南交往、定约中，不伤害中国威望体面。



这份条约，完全按照李大人（还有一些意见相同的官员）的想法，尽量保持了越南的独立性，关键是，保持了越南北部的独立，还运用此前周馥探来的法国人的“期望值”，与法国人达成了在法国占领的越南南方和大清之间，建立一块缓冲地带的共识。



冷静地想，这已经是不错的结局了。



但是，此时朝中的主战派并不认同李鸿章的这个“外交成果”，李鸿章辛苦一通，惹来的，是一堆弹劾奏章，最狠的，当数有人指出李鸿章有六条可杀之罪，请旨明正典刑。



草签条约后的6月23日，法军前出到谅山与清军交涉退兵事宜，清军表示——未得到总理衙门和李总督大人的命令，不能撤。有本事，拿出条子来。



双方冲突，法军再次被打得死伤50多人。



于是法国人认为，要想让大清按“合同”办事，就得拿到大清的什么地方为“质”——抵押品，虽然花了很多很多钱了，但军事冒险依然不能停止。



还是得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