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闹哄哄的出洋，最终出了“洋象”（1 / 2）
第一节闹哄哄的出洋，最终出了“洋象”
北洋宣武的成果，可远远不止一个。
事物都有两面，一般来讲，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双刃剑。而根据“万有联系”定律，一件事动了，必定也会引发多方面的反应。
一面，当然是好事。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好事的。
日本人都记载了，1886年大清军舰第一次到来的盛况：
日本朝廷达官贵人，有马车乘马车，没有的纷纷买票乘火车，来到长崎，平民百姓也纷纷涌到港口，只为一件事：参观北洋军舰。
首相出面，宴请大清水师官员。丁汝昌他们备感温暖、荣耀。
恰巧，正值日本内部存在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围绕――是联合大清、共兴亚洲，还是脱离亚洲、拥抱欧美。
一部分人是从实力出发，认为单凭日本，不足以与西洋开战，难以避免失败的人，这下可拿到了论据。这些“联中派”借着参观大清军舰的盛况，极力赞扬大清值得借重，要跟大清友好相处、唇齿相依，共同振兴东洋。
如果这一派能主导日本思想舆论走向，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当然，这一派未占主流。不过此次出使，也可认为，日本人对中国还有点点友善存在。
剩下的一面，是坏事。
可惜更多的日本人，看到的是大清的威胁。
而且，这个威胁近在“一水之间”，近在眼前。
清朝的“宣武”之海上游，倒反过来被日本的“反动派”充分利用了。
…………………………………………
在1886年8月这次出洋，发生了一件事：长崎水兵事件。
这是指中国北洋水师在长崎与日本警察发生了两次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日两国间的交涉。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13日（星期五），中国水兵上岸购物，由于语言不通与当地人发生口角，既而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进而斗殴，酿成了日警一人重伤、水兵一人轻伤的悲剧。
15日（星期日）下午，水兵放假，200余人登岸购物。丁汝昌为防止再生冲突，下令水兵不得携带刀枪，并拨派12名头目沿途监督、巡查。不意,晚上8时余打斗又起。经过3个小时的混战，双方死伤竟达80人之多。按李鸿章高级幕僚伍廷芳所拟《长崎案交涉办法》的说法是，我士官和水兵死亡8名，受伤者42名；日本方面2人死亡，27人受伤。
这个事件至今存疑。我读后也不由疑问，为什么第一次冲突之后，大清水兵仍登岸购物，仿佛时针拨回去了，是用了月光宝盒，还是时间机器，什么也没有发生？
看来，事情从发生到解决，都没这么简单。
至今双方仍有不同的说法。
按我挑出来的日方最有客观色彩的说法，第一次，8月13日，本来是日方“邀请”抵达长崎的北洋官兵登岸购物。一些水兵却违反军纪，前往当地娼寮寻乐且酗酒斗殴。闻讯赶来的警察很快平息了事端，并将人带回警署。多名情绪激动的清兵进而前往警署继续闹事，其中以军刀将一名警察刺成重伤，肇事水兵也受了轻伤并被逮捕。
事情经过长崎县知事和清国领事馆人员商讨，平息了此事，按双方条约中“领事裁判权”规定，清兵由中方带回处理。中方还答应暂停集体外出，再上岸需要日方同意并由北洋军舰派军官随同监督。
不料8月15日，北洋方面违反协定，下午1时，300多水兵蜂涌上岸，有人携带棍棒，少数还购买了日本刀。由于几个清军士兵在派出所前随地撒尿（一看就是故意找茬），与派出所值班人员冲突，水兵围攻巡警，并杀死一名警察，早有防备的警察数百名将水兵分割包围，双方拔刀互砍。人员越聚越多，由于两天前的纠纷所带来的不满，所以先是由人力车夫、而后是街边市民，也群起加入，数百名日本友好人民配合展开石块攻击。争斗几个小时，而舰上的12寸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事情才平息下来。
照此说法，那么这件事，则是两件事。一个，大清水军去娼寮，发生斗殴。跟谁斗殴？先跟一个日本顾客（也有说是伙计）。为什么发生斗殴？说是为了争一个“女人”。
不光《长崎快报》对此作了报道，英国驻长崎领事也将事件写进报告。后来两国交涉时，李鸿章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这就是说，清兵确实是违反军纪在先的。
但第二个，按日本人的说法，中国水兵集体出来殴斗，还动用了巨炮相威胁。
照此解释，中国人就是理亏的，不但毫无理由地挑起争斗，而且采取了武力压迫的解决办法。
那么，接下来，有几点就解释不通了。
日本所谓巨炮对准长崎，估计是有意夸张。那基本等于是战争行为，双方打斗、争气是有，但不至于为斗殴而以开战相威胁。可能有的船还在船坞里，如何开战，如何退走？
这个且不说，关键的分歧在于：既然出事了，仅仅事隔两天，为什么清兵又组织了第二次购物？
围绕第二次购物，为什么又发生了殴斗？
依据中日两国的条约，双方各具“领事裁判权”，清军闹事，警察制止，交由中国公使带回处理就是，渠道到目前应该还是通畅的。
基于以上，丁汝昌派人寻衅，可能性很小。
那么，只所以准许士兵放假、上岸购物，就跟没发生什么一样，只能是因为13日的事情并不大（没有日本夸张的那么大），而且已经解决――至少丁汝昌认为已经解决，可以正常行动了。
丁汝昌确实命令不得带刀械，从这一条，可以看出，丁汝昌决不会派人去示威，把事情闹大。
然而据日方记载，许多水兵手执棍棒刀器，其中包括从日本古董店购买的日本刀。
对照各种资料，双方都承认水兵所用之刀，确是在日本的店铺里购买的日本刀（我们叫倭刀）。但确切的是，北洋水兵只是想拿回做纪念。
那日本的记载中渲染此事，必定是有意的，与清兵首先有污辱性行为的说法一样，都是为了把责任栽给清军。棍棒之类的说法，同样也就不足为信了。
再看看双方的伤亡。日本的资料是，清军军官亡1人，伤3人，水兵亡3人，伤50余人。日本方面3名警官负伤，巡察亡2人、伤16人，还有十数名住民负伤。早有预谋、事先准备上街群殴的大清水兵，会在伤亡数字上高于日本人吗？
应该值得注意的倒是日本人自己的说法――“早有准备的200多名警察冲出来，对大清水兵进行围攻”。这已经算是彻底“露馅”了。
这表明，反而一切都是长崎警方有所预谋的。
所以，我们只能判断，从表面看来，中国水师官兵与长崎日本警察的冲突具有偶然性，尤其是第一次冲突。但偶然性的冲突，却为第二次的必然冲突埋下了“引信”。而点燃这个“引信”的，是日本人。
如果我们能把这件事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分析，可能就会更接近事实，找到它背后隐藏着的事件必然发生的趋势。它实际上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及远东局势复杂化，日本对中国敌对情绪逐渐高涨的一个具体后果。
我认为，这才是要害。
想想，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长崎港，长崎市民挤满了码头，首次目睹来自中国的“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无比威猛地驶入港口。
这可是除了欧美国家的军舰，日本的近邻大清也派出了这样的舰队。
尤其是那两艘铁甲巨舰，体形巨大、显示无比威力，仅从日本人拍摄的照片看，也确实够吓人、够震撼的。
北洋宣武的成果，可远远不止一个。
事物都有两面，一般来讲，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双刃剑。而根据“万有联系”定律，一件事动了，必定也会引发多方面的反应。
一面，当然是好事。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好事的。
日本人都记载了，1886年大清军舰第一次到来的盛况：
日本朝廷达官贵人，有马车乘马车，没有的纷纷买票乘火车，来到长崎，平民百姓也纷纷涌到港口，只为一件事：参观北洋军舰。
首相出面，宴请大清水师官员。丁汝昌他们备感温暖、荣耀。
恰巧，正值日本内部存在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围绕――是联合大清、共兴亚洲，还是脱离亚洲、拥抱欧美。
一部分人是从实力出发，认为单凭日本，不足以与西洋开战，难以避免失败的人，这下可拿到了论据。这些“联中派”借着参观大清军舰的盛况，极力赞扬大清值得借重，要跟大清友好相处、唇齿相依，共同振兴东洋。
如果这一派能主导日本思想舆论走向，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当然，这一派未占主流。不过此次出使，也可认为，日本人对中国还有点点友善存在。
剩下的一面，是坏事。
可惜更多的日本人，看到的是大清的威胁。
而且，这个威胁近在“一水之间”，近在眼前。
清朝的“宣武”之海上游，倒反过来被日本的“反动派”充分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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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6年8月这次出洋，发生了一件事：长崎水兵事件。
这是指中国北洋水师在长崎与日本警察发生了两次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日两国间的交涉。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13日（星期五），中国水兵上岸购物，由于语言不通与当地人发生口角，既而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进而斗殴，酿成了日警一人重伤、水兵一人轻伤的悲剧。
15日（星期日）下午，水兵放假，200余人登岸购物。丁汝昌为防止再生冲突，下令水兵不得携带刀枪，并拨派12名头目沿途监督、巡查。不意,晚上8时余打斗又起。经过3个小时的混战，双方死伤竟达80人之多。按李鸿章高级幕僚伍廷芳所拟《长崎案交涉办法》的说法是，我士官和水兵死亡8名，受伤者42名；日本方面2人死亡，27人受伤。
这个事件至今存疑。我读后也不由疑问，为什么第一次冲突之后，大清水兵仍登岸购物，仿佛时针拨回去了，是用了月光宝盒，还是时间机器，什么也没有发生？
看来，事情从发生到解决，都没这么简单。
至今双方仍有不同的说法。
按我挑出来的日方最有客观色彩的说法，第一次，8月13日，本来是日方“邀请”抵达长崎的北洋官兵登岸购物。一些水兵却违反军纪，前往当地娼寮寻乐且酗酒斗殴。闻讯赶来的警察很快平息了事端，并将人带回警署。多名情绪激动的清兵进而前往警署继续闹事，其中以军刀将一名警察刺成重伤，肇事水兵也受了轻伤并被逮捕。
事情经过长崎县知事和清国领事馆人员商讨，平息了此事，按双方条约中“领事裁判权”规定，清兵由中方带回处理。中方还答应暂停集体外出，再上岸需要日方同意并由北洋军舰派军官随同监督。
不料8月15日，北洋方面违反协定，下午1时，300多水兵蜂涌上岸，有人携带棍棒，少数还购买了日本刀。由于几个清军士兵在派出所前随地撒尿（一看就是故意找茬），与派出所值班人员冲突，水兵围攻巡警，并杀死一名警察，早有防备的警察数百名将水兵分割包围，双方拔刀互砍。人员越聚越多，由于两天前的纠纷所带来的不满，所以先是由人力车夫、而后是街边市民，也群起加入，数百名日本友好人民配合展开石块攻击。争斗几个小时，而舰上的12寸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事情才平息下来。
照此说法，那么这件事，则是两件事。一个，大清水军去娼寮，发生斗殴。跟谁斗殴？先跟一个日本顾客（也有说是伙计）。为什么发生斗殴？说是为了争一个“女人”。
不光《长崎快报》对此作了报道，英国驻长崎领事也将事件写进报告。后来两国交涉时，李鸿章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这就是说，清兵确实是违反军纪在先的。
但第二个，按日本人的说法，中国水兵集体出来殴斗，还动用了巨炮相威胁。
照此解释，中国人就是理亏的，不但毫无理由地挑起争斗，而且采取了武力压迫的解决办法。
那么，接下来，有几点就解释不通了。
日本所谓巨炮对准长崎，估计是有意夸张。那基本等于是战争行为，双方打斗、争气是有，但不至于为斗殴而以开战相威胁。可能有的船还在船坞里，如何开战，如何退走？
这个且不说，关键的分歧在于：既然出事了，仅仅事隔两天，为什么清兵又组织了第二次购物？
围绕第二次购物，为什么又发生了殴斗？
依据中日两国的条约，双方各具“领事裁判权”，清军闹事，警察制止，交由中国公使带回处理就是，渠道到目前应该还是通畅的。
基于以上，丁汝昌派人寻衅，可能性很小。
那么，只所以准许士兵放假、上岸购物，就跟没发生什么一样，只能是因为13日的事情并不大（没有日本夸张的那么大），而且已经解决――至少丁汝昌认为已经解决，可以正常行动了。
丁汝昌确实命令不得带刀械，从这一条，可以看出，丁汝昌决不会派人去示威，把事情闹大。
然而据日方记载，许多水兵手执棍棒刀器，其中包括从日本古董店购买的日本刀。
对照各种资料，双方都承认水兵所用之刀，确是在日本的店铺里购买的日本刀（我们叫倭刀）。但确切的是，北洋水兵只是想拿回做纪念。
那日本的记载中渲染此事，必定是有意的，与清兵首先有污辱性行为的说法一样，都是为了把责任栽给清军。棍棒之类的说法，同样也就不足为信了。
再看看双方的伤亡。日本的资料是，清军军官亡1人，伤3人，水兵亡3人，伤50余人。日本方面3名警官负伤，巡察亡2人、伤16人，还有十数名住民负伤。早有预谋、事先准备上街群殴的大清水兵，会在伤亡数字上高于日本人吗？
应该值得注意的倒是日本人自己的说法――“早有准备的200多名警察冲出来，对大清水兵进行围攻”。这已经算是彻底“露馅”了。
这表明，反而一切都是长崎警方有所预谋的。
所以，我们只能判断，从表面看来，中国水师官兵与长崎日本警察的冲突具有偶然性，尤其是第一次冲突。但偶然性的冲突，却为第二次的必然冲突埋下了“引信”。而点燃这个“引信”的，是日本人。
如果我们能把这件事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分析，可能就会更接近事实，找到它背后隐藏着的事件必然发生的趋势。它实际上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及远东局势复杂化，日本对中国敌对情绪逐渐高涨的一个具体后果。
我认为，这才是要害。
想想，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长崎港，长崎市民挤满了码头，首次目睹来自中国的“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无比威猛地驶入港口。
这可是除了欧美国家的军舰，日本的近邻大清也派出了这样的舰队。
尤其是那两艘铁甲巨舰，体形巨大、显示无比威力，仅从日本人拍摄的照片看，也确实够吓人、够震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