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台南的艰难支撑（1 / 2）
第九节台南的艰难支撑
困难，越来越大。
台南，黑旗军难以为继。
能战之兵不足十营，军械粮饷俱缺。“局储军械，惟云者士得枪二千数百支、毛瑟枪数十支、林明敦枪数百支，余土枪土药半遭湿蒸，不堪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
这些内情日本方面也掌握得很清楚，详细到“刘永福内无粮饷，外无援兵，仅用功牌送功名，以系将士之心而已。”已经到了靠“给军功章、许功名”维系军心的地步。
因为还有一些汉奸被收买，包括黑旗军中接触核心军情的要害人员，如李维义营中就有一名叫高慧的文书向日本人告密：“刘永福缺乏军饷，是其败之一端”；“兵力不足，是其败之二端”。[《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
台湾内外交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经济。
战前唐景崧迭次上奏，请求拨款，朝廷指示由南洋暂行拨给五十万两。有记载“藩库尚存六十余万两。然自军兴以来，糈饷浩大，旋奉部拨五十万两。南洋大臣张之洞奏请续拨百万两，划交驻沪援台转运局，以资接济。”[《台湾通史》]但实际上，后来这一百万两多数是无法运过台海了。
而且，有管钱管物所谓有实权的官员丧尽天良，趁火打劫（这不是比喻，是真的这么干，甚至省署府库失火的疑案，就是这些人所为），内逃前竟席卷藩库，回来后继续瞒报朝廷，从中贪墨，发国难财。朝廷查出的，如候补同知、藩库厅兼善后局支应任如芬，候补同知机器局苏绍良“朋比为奸，乘台北失守私盗公款”案，将其“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虽弹章所举“任如芬得银三十万两，苏绍良得银二十万两”等数字上未能证实，也未记载，可能没这么多（否则就不是革职处分了），但边宝泉所奏“查明贪劣局员罔利营私，声名甚劣”，还是说明有这些劣迹的。[据《清实录》]
可见台湾抗日军民实际并没有全数获得这些资费。开战后，饷需“犹恐不足用，林维源首捐壹百万两，息借民间公款二十万两，而富商巨室倾资助军者，为数亦多。”[《台湾通史》]依靠发动官绅捐款，出钱出力，才算勉强支持。
一旦开战，耗费巨大，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台湾省本来就不发达，加上还算得上财富之区的台北丧失，连同藩库、军械局、兵工厂尽落敌手，台中、台南贫困，根本无法养战。况且，本来台湾饷械就须仰赖于沿海官民的支援。可现在孤军孤城，各种物资消耗无力补充。
先期，在一片保台的呼声中，沿海督抚如张之洞、谭仲麟、边宝泉等相继函嘱刘水福坚守，答应源源接济饷械。
但后来，刘永福连电告急，并屡次派人，包括他的幕僚罗绮章，还有易顺鼎道台都看不下去了，主动出来，冒险渡海向两江、浙闽、两广总督求援，却没有任何成效。
读到刘永福发给各地的求援告急电报，“台北义勇甚得力，台南饷械极支绌。”“……饷械奇绌，恩赏多少，祈速接济。”“闽、粤饷无济，台南已无法可筹。”一封比一封焦急，看得出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让人喘不过气来。“恩赏”“多少”，出现这些用词，入眼极为刺目。
后来的电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痛哭求告的地步，“民不许行，我公不救，兵民皆乱，福死何益？痛哭乞援，望切望速。”“今饷械俱绝，民兵将乱，何以战守？”读来，让但怀忠直之心的人有如箭穿心之感。
可怜这一切，考虑的只为中国大局安危。大清朝满朝那么多“忠臣”，竟不如一个当初的“乱军首领”，刘永福再次背负“抗旨不遵”的恶名，在形势最危急之时，仍不忘“福所以死守台南，为大局，非为私也”，“我建孤忠所在，诸公必有以图之”，寄希望于坚持下去，为大局形势能有转机争取时间。
那么多内渡的台湾官员，也还不如一个为大清服务的外国“公务员”税务司麦嘉林，尽职尽责守在台湾，还为刘永福出主意，“请设邮政局，未旬日而征银五千余两”，税务司竟办起邮政局，挣点银子接济抗日饷需。
但是“饷械不至，俄师渺然”，希望中的饷械没有着落，幻想中的俄国外援也没有出现。他还为大清朝廷担心，一旦台湾一失，各国瓜分中国的贪欲恶念会随之而来，“福死奚惜，恐屏藩一弃，各国狡然生心。”
锥心泣血，让人不忍卒读。
除台湾通史上记载的“唯闽粤总督各贻旧枪一二千杆弹药数万粒而已”，督抚们许诺的支援再也不敢也没法兑现，全部食言，无一例外。
这一切，还是因为那个大清卖国朝廷把坏事做绝。自日军进攻基隆之前，清廷即以“现在和约既定，而台民不服，据为岛国，自己无从过问”为由，命令东南沿海各省督抚“饬查各海口究竟有无私运军械勇丁之事，设法禁止，免滋口实。”[《军机处电寄张之洞等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加上日舰拦截、封锁，各地对台只能少量暗济，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后来朝廷还有那么两次指示采取“偷运”的法子，“著张之洞再拨奥枪一万枝，设法解往。”因“惟和约已定，此时运解军械，务宜慎密，免致藉口生事，是为至要”。及至后来，因怕有碍他那个中日友好“大局”，加上被英德等国使坏阻挠，“惟近据英德使臣言上海广东均有军机解往，并有勇丁由粤往台，疑为中国暗中接济，登之洋报。”竟采取登报纸批露的方法捣乱，朝廷怕情况暴露，“而此等谣传，实于和约大有妨碍”，即将前令作废，指示停止解运。[据《清实录》]
一向不讲国际信誉的小日本，竟能用遵守“合同”的国际信誉将大清牢牢束缚起来，如此窝囊，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
于是，包括保台喊得最响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后来竟也以“台向不归江南管辖，来便越俎”为辞，把自己摘了出去，推了个干净，还在电报中暗示刘永福“朝廷命令官员内渡，也包括你”[《张文襄公全集》，《中日战争》(5)]。
罗绮章、易顺鼎筹款的遭遇，就是刘永福的遭遇。
与易顺鼎千辛万苦募集的款项类似，内地组织的捐款最终全部被截留，无法再运上台湾。
想当初康熙“十全武功”之一，何其壮也，虽然“收台”回来只当是装点门面，长期疏于治理，朝廷只知把爪子伸向大陆富庶之地，但毕竟还有一个主权的明证。今康熙的不肖子孙竟如此不争气，严令采取“海禁”这种政策手法，竟是玩起了康熙朝之前、台湾还是郑家经营时，大清曾使用过的那一套。
被自己人背判、让自己人坑，比被敌人攻击还让人心寒窝火。
黑旗军难，真比丁汝昌、比北洋舰队、比威海的遭遇有过之而无不及。
……………………………………………………
经过彰化之战，黑旗军折损大半，已是元气大伤。
这个时候，部下又有很多人失去希望，纷纷逃离。
逃跑将军李维义自彰化奔回后，再三提出要到布袋嘴一带据险扼守。这确实是个比较紧要的地方，日后一部日军就是从这里登陆台南的。刘永福于是相信了他，于拮据中发给饷银，让他统镇海中军左营前去防守。然而李维义一到布袋嘴，即“将银席卷，并连各枪支变卖”[《甲午战争史》]，雇船逃往厦门了。
兼护台湾道道台和台南府知府的安平县知县忠满，一直不积极作战，彰化危急时，借故违令不去增援，[事见《台湾通史》]接着也弃军逃往厦门。
部下的叛逃，更使刘永福内外交困，而台南的形势就更为严峻了。
……………………………………………………
尽管如此，刘永福仍不放弃，力撑危局。
黑旗军宿将王德标正在嘉义县养伤，“英气不衰，誓吞敌”[洪弃父《台湾战纪》]，刘永福命他在嘉义据守。
采纳文案吴桐林保举，起用杨泗洪统镇海中军正营、后营、前军右营、武毅右军右营兼吉林炮队共五营，“节制黑旗前敌诸军，及各地义勇队，咸归调遣”。[吴桐林《今生自述》，见《中日战争》(6)]
接受文案吴桐林、罗绮章的两项建议，采取“议抚”，招抚各地抗日的义军首领共同抗日；并实行“仿内地保甲,行联庄法,令各乡自近及远，渐次举行。”[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实际上就是发动村庄联防联保，“一庄联十，十庄联百。由合南联至台中，由台中联至台北。倭至则协力攻倭，倭去则严查土匪。”[《甲午战争史》]
除了从彰化突围而出到达台南的徐骧，直接接受黑旗军指挥，继续战斗，台南各地的义军首领纷纷起来响应，其中非常著名的的嘉义大莆林的简成功、简精华父子，嘉义中埤庄的黄荣邦，和恒春阿缑的林义成。
9月1日，刘永福任命简成功总统义军，重新在台南恢复清军与义军联合抗日的体制。
……………………………………………………
稍有恢复，台南军民主动迎战，继续北上御敌，以求将战线尽可能推进到台中。新任前敌指挥杨泗洪积极准备，克日率军前出，以期驱逐倭寇。
杨泗洪(1848—1895年)，字锡九，江苏宿迁人。出身于拳技世家，早年投效湘军，积功保至游击。1874年随刘铭传赴台，担任营官。沪尾一战中，杨泗洪“率部挫其锋，敌为却”。累升至记名简放提督，赏“硕勇巴图鲁”勇号，署台湾镇总兵。1891年，邵友濂任巡抚，尽废前任之政，裁撤防军，竟将杨泗洪降为营官。
及日军侵台，杨泗洪决心守土不去，现在又奉命节制黑旗前敌诸军，杨泗洪对刘永福的知遇和信任感泣不已，对推荐自己的吴桐林说：“我当以身报大将军知遇之恩，庶不负先生牙齿力（推荐之功）也。”
9月初，杨泗洪率黑旗军和义军拔营北上。
3日，黑旗军进至嘉义北打猫庄，打探到日军占据大莆林街内。下午1时半，杨泗洪下令将大莆林围住。
驻守大莆林的日军近卫骑兵大队和近卫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突然“遇警”，急忙商讨对策，敏感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须确保后方的交通”，黑旗军若袭击他里雾，则此处“与后方的联系必定完全断绝”。
步兵第八中队立刻突围奔向他里雾，以回护后方，但途中即遭到黑旗军的堵截。日军伤亡多人之后，只好伏在水田里，待日落后逃出，连夜奔向他里雾。路上遇到三名他里雾奔来的通信骑兵，才知道猜中了：杨泗洪正是釆取声东击西之计，佯攻大莆林，而派黄荣邦乘虚袭击他里雾，包围了日本通信骑兵队。日本骑兵“知寡不敌众，便锁住神庙大门坚守”，[《日清战争实记》]被黄荣邦亲自用大斧劈开大门，义军冲入猛烈击杀敌人，仅有三人活命逃出。第八中队得知他里雾被占，慌忙乘夜又返回大莆林。
4日，没了吃的，第八中队又出动到各村抢粮，抢完后即杀人烧庄。然后，绕过他里雾，与莿桐港的第六中队会合。会合后互相壮壮胆，再组织运输队，由莿桐港往回运送，不料还是在他里雾附近遭到黑旗军和义军的袭击，除二人逃回外，悉数被歼。[《日清战争实记》]
至5日夜，在大莆林的日军已被围困整整三昼夜，与后方的联系已断，半点接济全无，只好决定北撤。
6日晨，日军刚作好撤退的准备，黑旗军和义军即对大莆林发起了总攻。
据日方记载：黑旗军“从嘉义城运来山炮(两门)，以炮击激励士气，弹着亦甚良好。”
激战两个小时，日本士兵携带的子弹几乎都已打光（据统计，当天日兵发射的子弹平均约为每人三百六十发），慌乱向北突围。
杨泗洪率军追击，欲生擒殿后的日本军官，脚部中弹，仍奋力追击不停，不幸腹部又中一弹，被部下救回后，延至8日，溘然长逝。
杨泗洪一惯“每战必先”，刘永福感到极不放心，临行前，告诉他要注意保护自己，“诫其自重”。杨泗洪说：“我如驱饥羊，搏饱虎，利在速战，机在勇决。我苟不先，士气少沮，无能为也。”
将军一去，终于以生命回报了知遇之恩，尽了守土保国的天职。只可惜终于能统军杀敌，却壮志未酬。本来是一将难求，而黑旗军痛失一员勇将，再遭一大挫折。
……………………………………………………
管带朱乃昌抢回受伤的杨泗洪，回身力战，继续组织追击，黄荣邦、林义成也带队来援，乘势一举攻过大莆林，众人前仆后继、不顾生死，杨乃昌也在这场血战中阵亡。
此战之后，日军经他里雾奔回莿桐港，又渡过浊水溪，直至北斗镇才停下脚步。分散于前线的其他日军也大面积地后退，以至连台中的云林县都不敢待了。
此后，双方就在浊水溪隔溪对峙。
都司萧三发接替担任前敌指挥，黑旗军巧妙利用地形，暗筑工事设立障碍，敌人数度窜犯均告失利，才知道厉害。“溪中一带沙漠（沙滩），数里无人居处，中多蔗园、林投、芦苇，可为埋伏之所。沙埔暗埋竹钉，桶上铺竹木，马军多陷于泥淖，人马死者甚多。”
近一个月，日军只是“日间越溪而战，夜间即退驻北斗”，不敢过分前出或停驻。
而黑旗军和义军也不断前出袭扰，一度深入到彰化附近，弄得日军十分紧张，以为要有反攻。
但是，台南的粮饷不继，兵力也得不到补充，已经无力再进一步发动攻势。十月上旬，日军开始大举进攻，台南的形势便急转直下，毫无挽回之术了。
……………………………………………………
当黑旗军与日军相持于浊水溪之际，日军组成了南进军司令部，任命副总督高岛鞆之助中将为司令官，策划大举南侵。
除近卫师团，日军调来了第二师团全部。著名的“肉弹攻击专家”乃木希典来了。4月份，乃木刚刚晋升为陆军中将，特封为男爵，由第一师团的第一旅团长升调为第二师团长，这个疯子的干劲当然是十足了。
到此，保守估计（除去病员外）日军用于南进的总兵力达到了四万，并有联合舰队配合。
请注意：这个规模，都已经接近辽东奉天南路的用兵数量了。要来对付的，还不是那十几万清军。
日军制定的计划是：
一部为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全部，一万五千人，自彰化经嘉义县，由陆路直扑台南的正面。
另一大部，为乃木希典中将率领的陆军第二师团全部，主力约二万五千人，由海路开向台南。
其中，伏见贞爱率第二师团第四旅团，从基隆登船，在台南前侧面布袋嘴港登陆。
山口素臣率第二师团第三旅团，从现驻地大连湾登船，从台南的后背面枋寮港登陆。
乃木师团长及第二师团司令部也从基隆登船，在中部的中港或枋寮港登陆。
总指挥高岛中将率领南进军司令部，从中部布袋嘴港登陆。
海军准备炮击两所登陆地点，并预定攻击安平、打狗各要港。[《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
困难，越来越大。
台南，黑旗军难以为继。
能战之兵不足十营，军械粮饷俱缺。“局储军械，惟云者士得枪二千数百支、毛瑟枪数十支、林明敦枪数百支，余土枪土药半遭湿蒸，不堪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
这些内情日本方面也掌握得很清楚，详细到“刘永福内无粮饷，外无援兵，仅用功牌送功名，以系将士之心而已。”已经到了靠“给军功章、许功名”维系军心的地步。
因为还有一些汉奸被收买，包括黑旗军中接触核心军情的要害人员，如李维义营中就有一名叫高慧的文书向日本人告密：“刘永福缺乏军饷，是其败之一端”；“兵力不足，是其败之二端”。[《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
台湾内外交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经济。
战前唐景崧迭次上奏，请求拨款，朝廷指示由南洋暂行拨给五十万两。有记载“藩库尚存六十余万两。然自军兴以来，糈饷浩大，旋奉部拨五十万两。南洋大臣张之洞奏请续拨百万两，划交驻沪援台转运局，以资接济。”[《台湾通史》]但实际上，后来这一百万两多数是无法运过台海了。
而且，有管钱管物所谓有实权的官员丧尽天良，趁火打劫（这不是比喻，是真的这么干，甚至省署府库失火的疑案，就是这些人所为），内逃前竟席卷藩库，回来后继续瞒报朝廷，从中贪墨，发国难财。朝廷查出的，如候补同知、藩库厅兼善后局支应任如芬，候补同知机器局苏绍良“朋比为奸，乘台北失守私盗公款”案，将其“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虽弹章所举“任如芬得银三十万两，苏绍良得银二十万两”等数字上未能证实，也未记载，可能没这么多（否则就不是革职处分了），但边宝泉所奏“查明贪劣局员罔利营私，声名甚劣”，还是说明有这些劣迹的。[据《清实录》]
可见台湾抗日军民实际并没有全数获得这些资费。开战后，饷需“犹恐不足用，林维源首捐壹百万两，息借民间公款二十万两，而富商巨室倾资助军者，为数亦多。”[《台湾通史》]依靠发动官绅捐款，出钱出力，才算勉强支持。
一旦开战，耗费巨大，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台湾省本来就不发达，加上还算得上财富之区的台北丧失，连同藩库、军械局、兵工厂尽落敌手，台中、台南贫困，根本无法养战。况且，本来台湾饷械就须仰赖于沿海官民的支援。可现在孤军孤城，各种物资消耗无力补充。
先期，在一片保台的呼声中，沿海督抚如张之洞、谭仲麟、边宝泉等相继函嘱刘水福坚守，答应源源接济饷械。
但后来，刘永福连电告急，并屡次派人，包括他的幕僚罗绮章，还有易顺鼎道台都看不下去了，主动出来，冒险渡海向两江、浙闽、两广总督求援，却没有任何成效。
读到刘永福发给各地的求援告急电报，“台北义勇甚得力，台南饷械极支绌。”“……饷械奇绌，恩赏多少，祈速接济。”“闽、粤饷无济，台南已无法可筹。”一封比一封焦急，看得出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让人喘不过气来。“恩赏”“多少”，出现这些用词，入眼极为刺目。
后来的电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痛哭求告的地步，“民不许行，我公不救，兵民皆乱，福死何益？痛哭乞援，望切望速。”“今饷械俱绝，民兵将乱，何以战守？”读来，让但怀忠直之心的人有如箭穿心之感。
可怜这一切，考虑的只为中国大局安危。大清朝满朝那么多“忠臣”，竟不如一个当初的“乱军首领”，刘永福再次背负“抗旨不遵”的恶名，在形势最危急之时，仍不忘“福所以死守台南，为大局，非为私也”，“我建孤忠所在，诸公必有以图之”，寄希望于坚持下去，为大局形势能有转机争取时间。
那么多内渡的台湾官员，也还不如一个为大清服务的外国“公务员”税务司麦嘉林，尽职尽责守在台湾，还为刘永福出主意，“请设邮政局，未旬日而征银五千余两”，税务司竟办起邮政局，挣点银子接济抗日饷需。
但是“饷械不至，俄师渺然”，希望中的饷械没有着落，幻想中的俄国外援也没有出现。他还为大清朝廷担心，一旦台湾一失，各国瓜分中国的贪欲恶念会随之而来，“福死奚惜，恐屏藩一弃，各国狡然生心。”
锥心泣血，让人不忍卒读。
除台湾通史上记载的“唯闽粤总督各贻旧枪一二千杆弹药数万粒而已”，督抚们许诺的支援再也不敢也没法兑现，全部食言，无一例外。
这一切，还是因为那个大清卖国朝廷把坏事做绝。自日军进攻基隆之前，清廷即以“现在和约既定，而台民不服，据为岛国，自己无从过问”为由，命令东南沿海各省督抚“饬查各海口究竟有无私运军械勇丁之事，设法禁止，免滋口实。”[《军机处电寄张之洞等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加上日舰拦截、封锁，各地对台只能少量暗济，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后来朝廷还有那么两次指示采取“偷运”的法子，“著张之洞再拨奥枪一万枝，设法解往。”因“惟和约已定，此时运解军械，务宜慎密，免致藉口生事，是为至要”。及至后来，因怕有碍他那个中日友好“大局”，加上被英德等国使坏阻挠，“惟近据英德使臣言上海广东均有军机解往，并有勇丁由粤往台，疑为中国暗中接济，登之洋报。”竟采取登报纸批露的方法捣乱，朝廷怕情况暴露，“而此等谣传，实于和约大有妨碍”，即将前令作废，指示停止解运。[据《清实录》]
一向不讲国际信誉的小日本，竟能用遵守“合同”的国际信誉将大清牢牢束缚起来，如此窝囊，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
于是，包括保台喊得最响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后来竟也以“台向不归江南管辖，来便越俎”为辞，把自己摘了出去，推了个干净，还在电报中暗示刘永福“朝廷命令官员内渡，也包括你”[《张文襄公全集》，《中日战争》(5)]。
罗绮章、易顺鼎筹款的遭遇，就是刘永福的遭遇。
与易顺鼎千辛万苦募集的款项类似，内地组织的捐款最终全部被截留，无法再运上台湾。
想当初康熙“十全武功”之一，何其壮也，虽然“收台”回来只当是装点门面，长期疏于治理，朝廷只知把爪子伸向大陆富庶之地，但毕竟还有一个主权的明证。今康熙的不肖子孙竟如此不争气，严令采取“海禁”这种政策手法，竟是玩起了康熙朝之前、台湾还是郑家经营时，大清曾使用过的那一套。
被自己人背判、让自己人坑，比被敌人攻击还让人心寒窝火。
黑旗军难，真比丁汝昌、比北洋舰队、比威海的遭遇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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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彰化之战，黑旗军折损大半，已是元气大伤。
这个时候，部下又有很多人失去希望，纷纷逃离。
逃跑将军李维义自彰化奔回后，再三提出要到布袋嘴一带据险扼守。这确实是个比较紧要的地方，日后一部日军就是从这里登陆台南的。刘永福于是相信了他，于拮据中发给饷银，让他统镇海中军左营前去防守。然而李维义一到布袋嘴，即“将银席卷，并连各枪支变卖”[《甲午战争史》]，雇船逃往厦门了。
兼护台湾道道台和台南府知府的安平县知县忠满，一直不积极作战，彰化危急时，借故违令不去增援，[事见《台湾通史》]接着也弃军逃往厦门。
部下的叛逃，更使刘永福内外交困，而台南的形势就更为严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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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刘永福仍不放弃，力撑危局。
黑旗军宿将王德标正在嘉义县养伤，“英气不衰，誓吞敌”[洪弃父《台湾战纪》]，刘永福命他在嘉义据守。
采纳文案吴桐林保举，起用杨泗洪统镇海中军正营、后营、前军右营、武毅右军右营兼吉林炮队共五营，“节制黑旗前敌诸军，及各地义勇队，咸归调遣”。[吴桐林《今生自述》，见《中日战争》(6)]
接受文案吴桐林、罗绮章的两项建议，采取“议抚”，招抚各地抗日的义军首领共同抗日；并实行“仿内地保甲,行联庄法,令各乡自近及远，渐次举行。”[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实际上就是发动村庄联防联保，“一庄联十，十庄联百。由合南联至台中，由台中联至台北。倭至则协力攻倭，倭去则严查土匪。”[《甲午战争史》]
除了从彰化突围而出到达台南的徐骧，直接接受黑旗军指挥，继续战斗，台南各地的义军首领纷纷起来响应，其中非常著名的的嘉义大莆林的简成功、简精华父子，嘉义中埤庄的黄荣邦，和恒春阿缑的林义成。
9月1日，刘永福任命简成功总统义军，重新在台南恢复清军与义军联合抗日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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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恢复，台南军民主动迎战，继续北上御敌，以求将战线尽可能推进到台中。新任前敌指挥杨泗洪积极准备，克日率军前出，以期驱逐倭寇。
杨泗洪(1848—1895年)，字锡九，江苏宿迁人。出身于拳技世家，早年投效湘军，积功保至游击。1874年随刘铭传赴台，担任营官。沪尾一战中，杨泗洪“率部挫其锋，敌为却”。累升至记名简放提督，赏“硕勇巴图鲁”勇号，署台湾镇总兵。1891年，邵友濂任巡抚，尽废前任之政，裁撤防军，竟将杨泗洪降为营官。
及日军侵台，杨泗洪决心守土不去，现在又奉命节制黑旗前敌诸军，杨泗洪对刘永福的知遇和信任感泣不已，对推荐自己的吴桐林说：“我当以身报大将军知遇之恩，庶不负先生牙齿力（推荐之功）也。”
9月初，杨泗洪率黑旗军和义军拔营北上。
3日，黑旗军进至嘉义北打猫庄，打探到日军占据大莆林街内。下午1时半，杨泗洪下令将大莆林围住。
驻守大莆林的日军近卫骑兵大队和近卫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突然“遇警”，急忙商讨对策，敏感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须确保后方的交通”，黑旗军若袭击他里雾，则此处“与后方的联系必定完全断绝”。
步兵第八中队立刻突围奔向他里雾，以回护后方，但途中即遭到黑旗军的堵截。日军伤亡多人之后，只好伏在水田里，待日落后逃出，连夜奔向他里雾。路上遇到三名他里雾奔来的通信骑兵，才知道猜中了：杨泗洪正是釆取声东击西之计，佯攻大莆林，而派黄荣邦乘虚袭击他里雾，包围了日本通信骑兵队。日本骑兵“知寡不敌众，便锁住神庙大门坚守”，[《日清战争实记》]被黄荣邦亲自用大斧劈开大门，义军冲入猛烈击杀敌人，仅有三人活命逃出。第八中队得知他里雾被占，慌忙乘夜又返回大莆林。
4日，没了吃的，第八中队又出动到各村抢粮，抢完后即杀人烧庄。然后，绕过他里雾，与莿桐港的第六中队会合。会合后互相壮壮胆，再组织运输队，由莿桐港往回运送，不料还是在他里雾附近遭到黑旗军和义军的袭击，除二人逃回外，悉数被歼。[《日清战争实记》]
至5日夜，在大莆林的日军已被围困整整三昼夜，与后方的联系已断，半点接济全无，只好决定北撤。
6日晨，日军刚作好撤退的准备，黑旗军和义军即对大莆林发起了总攻。
据日方记载：黑旗军“从嘉义城运来山炮(两门)，以炮击激励士气，弹着亦甚良好。”
激战两个小时，日本士兵携带的子弹几乎都已打光（据统计，当天日兵发射的子弹平均约为每人三百六十发），慌乱向北突围。
杨泗洪率军追击，欲生擒殿后的日本军官，脚部中弹，仍奋力追击不停，不幸腹部又中一弹，被部下救回后，延至8日，溘然长逝。
杨泗洪一惯“每战必先”，刘永福感到极不放心，临行前，告诉他要注意保护自己，“诫其自重”。杨泗洪说：“我如驱饥羊，搏饱虎，利在速战，机在勇决。我苟不先，士气少沮，无能为也。”
将军一去，终于以生命回报了知遇之恩，尽了守土保国的天职。只可惜终于能统军杀敌，却壮志未酬。本来是一将难求，而黑旗军痛失一员勇将，再遭一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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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带朱乃昌抢回受伤的杨泗洪，回身力战，继续组织追击，黄荣邦、林义成也带队来援，乘势一举攻过大莆林，众人前仆后继、不顾生死，杨乃昌也在这场血战中阵亡。
此战之后，日军经他里雾奔回莿桐港，又渡过浊水溪，直至北斗镇才停下脚步。分散于前线的其他日军也大面积地后退，以至连台中的云林县都不敢待了。
此后，双方就在浊水溪隔溪对峙。
都司萧三发接替担任前敌指挥，黑旗军巧妙利用地形，暗筑工事设立障碍，敌人数度窜犯均告失利，才知道厉害。“溪中一带沙漠（沙滩），数里无人居处，中多蔗园、林投、芦苇，可为埋伏之所。沙埔暗埋竹钉，桶上铺竹木，马军多陷于泥淖，人马死者甚多。”
近一个月，日军只是“日间越溪而战，夜间即退驻北斗”，不敢过分前出或停驻。
而黑旗军和义军也不断前出袭扰，一度深入到彰化附近，弄得日军十分紧张，以为要有反攻。
但是，台南的粮饷不继，兵力也得不到补充，已经无力再进一步发动攻势。十月上旬，日军开始大举进攻，台南的形势便急转直下，毫无挽回之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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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黑旗军与日军相持于浊水溪之际，日军组成了南进军司令部，任命副总督高岛鞆之助中将为司令官，策划大举南侵。
除近卫师团，日军调来了第二师团全部。著名的“肉弹攻击专家”乃木希典来了。4月份，乃木刚刚晋升为陆军中将，特封为男爵，由第一师团的第一旅团长升调为第二师团长，这个疯子的干劲当然是十足了。
到此，保守估计（除去病员外）日军用于南进的总兵力达到了四万，并有联合舰队配合。
请注意：这个规模，都已经接近辽东奉天南路的用兵数量了。要来对付的，还不是那十几万清军。
日军制定的计划是：
一部为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全部，一万五千人，自彰化经嘉义县，由陆路直扑台南的正面。
另一大部，为乃木希典中将率领的陆军第二师团全部，主力约二万五千人，由海路开向台南。
其中，伏见贞爱率第二师团第四旅团，从基隆登船，在台南前侧面布袋嘴港登陆。
山口素臣率第二师团第三旅团，从现驻地大连湾登船，从台南的后背面枋寮港登陆。
乃木师团长及第二师团司令部也从基隆登船，在中部的中港或枋寮港登陆。
总指挥高岛中将率领南进军司令部，从中部布袋嘴港登陆。
海军准备炮击两所登陆地点，并预定攻击安平、打狗各要港。[《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