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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不屈的土地(1 / 2)

第四节不屈的土地



省城失陷,特别是近5000名清军放弃抵抗,台湾北部局势顿时恶化。



前后左右看看,台北后路仅剩了丘逢甲一支义军。



丘逢甲(1864—1912年),字仙根,祖籍嘉应州镇平(今广东蕉岭),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25岁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据说丘逢甲无意在京做官,所以返回台湾,到台中衡文书院担任主讲,后又于台南和嘉义教育新学。成立民主国一事,可以看出丘逢甲对西学思想接触很深,从这点又可以猜测,丘逢甲实际上是排斥封建科考,当初有点舍官职而取理想,身体力行推行西式学科,虽然他也在“八股文”教育上取得了成功。



割台消息一经证实,丘逢甲便代表民众,领衔上书抗议,质问朝廷:“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何忍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



其实,台湾的这些“上书”,多通过都察院转奏,因为言辞激愤、不顾避讳,很多估计都到不了光绪那里。据说,台湾举人汪春源等人联名上书求为转奏,“裕寿田总宪挑剔避忌字样,不肯代递”,还是徐颂阁(徐郙)坚持入奏,才递上去。[此事见《说倭传》]这虽是文人所记,也不可能出现在官方史料,但也比较可信。再说皇上日理万机,忙得很,哪有功夫这些来自下层的呼声呢,何况还句句那么辛辣?



丘逢甲不讲空话,一手拿笔,一手拿起武器,积极协助自己的老师唐景崧筹划守台,1895年5月23日,被委任为义勇军统领,按唐景崧的安排,与林朝栋配合,负责起台中的守卫。



丘逢甲本以为凭台北清军重兵把守,足以抵挡日军一阵子,争取到时间。基隆失陷,丘逢甲急举义军赶赴台北增援,孰料途中便得知,台北已轻易沦陷,大批清军随即不战而降。



战局发展到这种地步,丘逢甲才认识到,看来大家的估计是过于乐观了。



台湾北部门户大开,丘逢甲势难支撑,只好退回台中根据地。



这一退十分可惜。本来,他可以以更辉煌的事迹登上史册。



因为,他所带的义军,还有名义上归他统领的全台义军,还有更多新近拿起武器的义军,并不问形势如何,只要能战斗和杀敌,他们会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坚持,并马上开始在新竹地区不断地寻机袭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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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台北后,也感觉形势大好,急不可耐地兵锋南指,要拿下新竹。



新竹,1879年设县,属台北府。1888年,台湾建省,又将新竹分为二县:中港以南为苗栗,隶台湾府;以北为新竹,仍隶台北府。新竹城墙以砖石筑成,高约三丈,宽丈余,有居民近两千户,是当时台湾北部仅次于台北的大城市。



义军大规模加入战斗,就是从保卫新竹开始。



初时,最早驻扎新竹的有姜绍祖一营义军。



姜绍祖(1875—1895年),年方27岁。幼名金韫,号缵堂,新竹北埔人,原籍广东陆丰县。家称巨富(真是“富X代”),关心国事,散家财募勇,招起来五百人,称敢字营。姜绍祖就率这一营义勇北上增援,原打算守卫沪尾,但省城乱了、官兵跑了,只好退返新竹。



此后,苗栗铜锣湾生员吴汤兴、苗栗头份塾师徐骧、丘逢甲义军诚字正前营邱国霖、苗栗生员吴镇洸等,各率义勇赶到新竹城,一起商量着要收复台北。



除了义军,还有不少清军。先前,台中地区林朝栋的栋军以防军营傅德升、栋右营谢天德为前锋,开出彰化北上,准备增援台北。抵达新竹后,便被知县王国瑞留下来帮助守备。前台湾镇总兵吴光亮一营及提督首茂林、傅宏禧二营,也赶来会合。



一时间,各路义军及清军诸营“不期而会者万人,遍山漫野”。虽然有官兵有民间武装,我们且将他们统称为抗日军。



队伍庞杂,总得有个头儿统一指挥,大家推选吴汤兴为抗日军首将。他有这种才能和威信,同时也有一个官方的正式任命——本身就是台中地区义军统领。



吴汤兴(1860—1895年),字绍文,原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高思乡。论起来与丘逢甲同乡,还是远亲关系。据说他平时“读书力田,负坚毅之气,冒危难,不稍顾”,“以义侠闻里中”。虽然读书种田,但性格坚毅不惧危难,面对甲午战况,生出了敢于担当的志气,颇有曹刿勇于自任的精神。他的一首诗可以说明,“闻道神龙片甲残,海天北望泪潸潸。书生杀敌浑无事,愿与倭儿战一番!”[《甲午战争史》引自《民族英雄吴汤兴文献》,《台湾风物》]



现在倭儿打上门来了,正应复仇和保台一并行动,当然不能光嘴上嚷嚷“灭了小鬼子”了。



经丘逢甲的举荐,吴汤兴被唐景崧正式颁给“台湾府义军统领”的关防(印信和委任状)。



大清在急需时号召组织团练,一般是由有头面的人物,至少也有个生员、秀才官方身份的人领头。现在保台不分官民,义军又得到官方承认和倚重,吴汤兴立刻回乡号召乡人抗日保台。当地生员邱国霖、吴镇洸闻声而至一起张罗,乡人“各搜器械,具饍粮备应用”,自备干粮刀枪打鬼子。几个人各拉起几营,组成了一支队伍,日夜加紧操练。



台北失陷的消息传到苗栗后,吴汤兴立即率这支义军北上,因他的弟兄全部来自新竹、苗栗二县,所以就被称为新苗军。有史书称吴汤兴为丘逢甲部将,按丘逢甲领全台义军统领一职,这一说也成立。实际包括吴汤兴在内各路义军虽在一面大旗下,但独立战斗的特点也十分明显,何况丘逢甲此后已无意作为,正是吴汤兴担当了大任。



就这样,吴汤兴由义军统领担任了官兵和义军的“总头”,相当于担任了新竹作战的总指挥。



6月11日,即日本近卫师团集结于台北的当天,吴汤兴也集众列营,祭旗誓师。12日,吴汤兴又发布告示,揭露敌人罪行,表示抗敌决心,并申明纪律,号召人民投入抗日斗争。



“……当此台北已陷于倭夷,土地人民皆遭荼毒。闻倭奴占据后,则田园要税,房屋要税,人身要税,甚而鸡犬牛猪无不要税。且被发左衽,凿齿雕题,异服异言,何能甘居宇下?……尚祈各庄各户,立率精壮子弟,须修枪炮戈矛,速来听点,约期剿办倭奴。本统领开诚布公,甘苦共与,断不敢妄自尊大,但军令宜严,方能杀敌致果。并望众志戮力同心,一团和气,不可互相戕杀,不可挟衅寻仇,并不可观望不前。”“如有倚强欺弱,妄杀无辜,或肆行掳掠,纠党劫财,定按军法严办,决不姑宽。……”[《日清战争实记》]



告示一出,当天,吴汤兴便率部由新竹沿铁路线北上,迎头截击南来日军。



义军纷纷起来,这场斗争具有了大清对日作战以来所没有的新景象。



因为人民群众已经广泛地被发动和组织起来了。



因为,他们知道为自己的家园和土地去战斗。



热情和怒火一旦被点燃,便会形成不熄的熊熊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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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告诫伊藤,台湾人彪悍、原住民更是凶悍,恐怕不会接受日本管理。更告知台湾民意,“闻将让台湾,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



朝廷官兵不行了,想起拿“人民的力量”来压日本人,就算是实话,也有些气虚。伊藤当然不当一回事,冷冷说道“听彼鼓噪,我自有法。”



伊藤自负日军兵强马壮,挟胜利之威,从内心里蔑视台湾军民。



所谓的“有法”,凶残的日本人有武器,有对付反抗的经验,对不服从者无非是杀光、抢光、烧光。



这位所谓接受文明开化的智者始终脱不去日本人的兽性。此人后在朝鲜担任总督,也是坏事做绝残酷镇压朝鲜人民。最后,在哈尔滨火车站被人民送上死路,只可惜,在中国地面上,却是被朝鲜勇士安重根所杀。



这就是为什么中韩两国共同在哈尔滨为安重根立义士碑,而日本政府抗议,死硬污蔑安重根为“恐怖分子”。这其实是日本对历史的死不认账,其实,日本侵略者才是国家恐怖分子。



侵略者高举屠刀,在侵入台湾时,几乎每次临战,从桦山资纪到各将领,都要下令“若遇顽民抗拒,即迅速扫荡,严惩不贷”。



可是,他们还不了解自己遇到的最棘手的麻烦——这些民众,是天生的山地游击战专家。



新竹、苗栗二县境内多为闽、粤移民,有习武之风,开始是防原住民的袭击,后来又防过英法侵略军,再后来防盗贼……村民武装战斗力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