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不灭的火焰（1 / 2）
第五节不灭的火焰
义军游击为主的作战虽杀伤有限，但它巨大的牵制效果却显现出来。
接连发生的袭击，后路不稳，让日本侵台军感到步履维艰，开始明白要想一下子占领全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来，日军眼看推进不利，为加速占领全台，还准备调集兵力，在台湾南部如打狗（高雄，平埔族语‘takau’，意为竹林，与中文‘打狗’音相近，故高雄也被称作打狗）、安平（今台南海边，荷兰入侵时筑城，就是史上著名的赤嵌城，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改称安平城，亦称台湾城）或哪个港口来一次登陆，先捣台南，再南北夹击。
但现在北部这么乱，打乱了日军的企图。
接受教训的桦山资纪决定改变“南征”计划，暂缓南进，先完全控制台北新竹间的局势后，再全力南侵。
桦山组织重新制定了一个扫荡台北新竹间抗日力量的计划。
整个作战分两期实施：第一期，清剿台北至大嵙崁和中坜的义军；第二期，驱除和追击大嵙崁至新竹间铁路线右侧的义军，并向新竹以南进兵。
桦山一面加紧派兵在台北新竹间进行扫荡，一面还加紧对台北人民施行残暴的统治，以稳固占领区。这个不难理解和想象，对待中国人民，鬼子的方法五十年延续的始终是这一套。
桦山以所谓“钦命台湾总督”的名义公布了《台湾人民军事犯处分令》，其第一条便规定了“八项死罪”，包括抵抗、破坏、投毒、帮助抗日军、侦测日军情况等，俨然将自己视为“正统”，贼喊捉贼地将台湾抗日军民污蔑为贼寇、反叛者。[据《日清战争实记》]
残酷的镇压根本吓不住以牺牲为荣的反抗者。怕死的人，也根本不会组织起来抗击倭寇了。
……………………………………………………
当时，台北新竹间的抗日义军主要有三支，让敌人屡遭痛击。
第一支义军，以胡嘉猷为首。
胡嘉猷(1839—1920年)，又名阿锦，号甫臣，新竹安平镇人，原籍广东梅县。其父胡珠光从军来台，留居新竹城。甲申年法军侵台，胡珠光为清军修枪械，以功授粮总官，所以胡嘉猷袭封父亲官职，赏戴五品蓝翎。台湾民主国成立后，胡嘉猷起而响应，组织义军备战。日军占领新竹，胡嘉猷以安平镇为根据地，所率义军擅长的是利用居民房构筑工事，屡屡袭击日军兵站补给线的就是他们。据日军森田工兵少尉致东京友人书称：“其队伍之剽悍，与一闻炮声即逃之清兵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丛林中实行坚固的家屋防御，经常袭击我兵站线，夺我粮食，杀戮我兵。我先头部队有此后顾之忧，而不能向新竹以南进兵。”[《日清战争实记》]
日军决定进攻安平镇，但打了三次才得手，总算是勉强攻下。
第一次，败回。
6月28日，凌晨4时，近卫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从中坜出发，向安平镇前进，行进途中便多次遭到义军袭击。面对敌人攻击，义军“以竹丛中的家屋为据点，顽强地抗御”，日军往往防不胜防，腹背受敌，攻击毫无办法，隐蔽也无处藏身，连伤员都没有安全的地方进行救治，仗打得十分狼狈。大队长三木一少佐见久攻不下，便施出纵火的惯伎，命令士兵“收集茅草，在竹林中放火，但不知何故，火总是烧不起来”。[《日清战争实记》]
从上午8时战至10时半，三木技穷，下令撤退，抬着伤兵回到中坜。
第二次，再度败回。
经过28日之战，三木有了心得，发现义军防御的特点是“以家屋为阵地，周围有土垒、堡垒或竹林环绕，加之四面全是水田，敌军只从墙壁上的墙眼里向外射击，难攻易守。”所以，他增调了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工兵中队，于7月1日，又率队卷土重来。
上午7时半，日军炮兵中队首先发炮轰击。胡嘉猷就用旧式大炮还击敌人，沉着应战。战至下午3时，义军气势毫未减弱，而日本“炮兵已将炮弹全部打光，攻击却毫不奏效”。三木命工兵上去爆破屋墙，费尽力气终于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是，义军弹如雨注，难以近前，而且三木只注意了他所谓的家屋，未料到义军还会从日军背后进行抄袭。打到5点，日军丢下死者的尸体，“背负着轻伤的十一名伤员”，“用担架抬着剩余的八名重伤员”[《日清战争实记》]，撤回中坜。
第三次，终于攻进了安平镇。
7月6日，日军步炮联合部队重整旗鼓，再次强攻，然而竟发现，安平镇空无一人。日军迅速进入镇子，取得了烧毁全部房屋的“辉煌战果”。
……………………………………………………
实际上胡嘉猷只是因水井被炮轰塌，没有水吃，“汲饮维艰，乃退龙潭陂”。然后又把这里作为根据地，继续“时而袭击中坜，时而破坏沿途交通”，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
然而不幸的是，败类中败类——汉奸，及时地向敌人报告了胡嘉猷的行踪。于是，北白川能久立刻增派军队，由近卫步兵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亲自出马，率步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炮兵第四中队及工兵中队等人马，组成一个混成支队，于7月12日自台北出发，前往镇压。
对一部民间义军来说，这种“待遇”也是够高的了，按兵力对比看，肯定是高于对同等数量的正规清军能享受到的。
山根混成支队按日军惯用的战法分两路进兵，山根旅团长率支队主力沿铁路线经中坜到龙潭陂，实施主要攻击。
坊城少佐率第三联队第二大队为左路，沿大姑陷河（大汉溪）右岸前进，到龙潭陂与支队主力会合。分出这一路，主要是沿途还要扫荡三角涌、大嵙崁两处，防止义军威胁支队的翼侧，或实施包围攻击。
山根少将还仔细研究，下达了正规的龙潭陂进攻令，针对他所称的“少数土匪”、“土匪百余名”，认真安排部署了任务和行动，可见日军的重视程度。[命令见《日清战争实记》]
14日上午7时，日军前卫抵达龙潭陂村东，又被义军“隐藏在竹丛间的家屋里乱射，因而不能前进”。日军混成支队主力赶到后，将村庄包围，用六门大炮轰击，发炮五十余发，全庄几乎被夷为平地。义军死伤甚重，难以抵御，只好突围而走。
日军得手，向上报告打死了胡嘉猷。
实际上，胡嘉猷率余部突围转移，继续坚持抗敌，这年除夕还出现在了进攻台北的战役中。失败后，才内渡广东梅县，健康活到82岁。
而“击毙”他的对手山根少将，就很不幸了。
……………………………………………………
日军主力部队作战顺利。
但这次的分路前进，却没有奏效。相反被义军抓住了薄弱之敌，左路日军的遭遇，实在很悲惨。
按计划，坊城大队所需粮食也由大姑陷河运送，包括大米一百五十余包和梅干（日本人腌了当咸菜吃的玩意）三十余桶，分载于十八只木船，由樱井茂夫曹长带挑选出来的部分健壮者担任护运任务。
7月11日黄昏，运粮队先于大队本队，由台北出发溯流而上，12日下午抵达三角涌。
三角涌系沿河的一座街市，超过两千多户人家，“地近内山，与生番邻，人皆蓄火器，善战斗”，“山箐丛深，径路险曲”。从这个记录我们就可以知道，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在日本人这边，此行，注定凶险。
日军运粮队的行动早已被掌握，义军就在三角涌附近选好了地形，静静等着他们。
一次著名的伏击战即将打响。
13日晨，运粮队从三角涌出发，一切并没有什么异样。但前进约四里路，一下子落入了义军的伏击圈。
义军有五六百人，在火力上占有优势。护粮队三十五人分为两组，樱井自率一部抵挡左岸的进攻，军曹江桥勇次郎带一部抵挡右岸的进攻。劈头盖脸的打击下，樱井中弹穿胸，士兵纷纷倒毙。江桥率残兵突围，最后只冲出九人。江桥等五人已受重伤，知道势难逃脱，下令自裁。鬼子神情“黯然”，“二人取剑互刺，继之二人自刎。江桥军曹……亦取出刺刀自尽。”[《日清战争实记》]仅存者四人，在逃回的途中还有一人失踪了。
义军游击为主的作战虽杀伤有限，但它巨大的牵制效果却显现出来。
接连发生的袭击，后路不稳，让日本侵台军感到步履维艰，开始明白要想一下子占领全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来，日军眼看推进不利，为加速占领全台，还准备调集兵力，在台湾南部如打狗（高雄，平埔族语‘takau’，意为竹林，与中文‘打狗’音相近，故高雄也被称作打狗）、安平（今台南海边，荷兰入侵时筑城，就是史上著名的赤嵌城，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改称安平城，亦称台湾城）或哪个港口来一次登陆，先捣台南，再南北夹击。
但现在北部这么乱，打乱了日军的企图。
接受教训的桦山资纪决定改变“南征”计划，暂缓南进，先完全控制台北新竹间的局势后，再全力南侵。
桦山组织重新制定了一个扫荡台北新竹间抗日力量的计划。
整个作战分两期实施：第一期，清剿台北至大嵙崁和中坜的义军；第二期，驱除和追击大嵙崁至新竹间铁路线右侧的义军，并向新竹以南进兵。
桦山一面加紧派兵在台北新竹间进行扫荡，一面还加紧对台北人民施行残暴的统治，以稳固占领区。这个不难理解和想象，对待中国人民，鬼子的方法五十年延续的始终是这一套。
桦山以所谓“钦命台湾总督”的名义公布了《台湾人民军事犯处分令》，其第一条便规定了“八项死罪”，包括抵抗、破坏、投毒、帮助抗日军、侦测日军情况等，俨然将自己视为“正统”，贼喊捉贼地将台湾抗日军民污蔑为贼寇、反叛者。[据《日清战争实记》]
残酷的镇压根本吓不住以牺牲为荣的反抗者。怕死的人，也根本不会组织起来抗击倭寇了。
……………………………………………………
当时，台北新竹间的抗日义军主要有三支，让敌人屡遭痛击。
第一支义军，以胡嘉猷为首。
胡嘉猷(1839—1920年)，又名阿锦，号甫臣，新竹安平镇人，原籍广东梅县。其父胡珠光从军来台，留居新竹城。甲申年法军侵台，胡珠光为清军修枪械，以功授粮总官，所以胡嘉猷袭封父亲官职，赏戴五品蓝翎。台湾民主国成立后，胡嘉猷起而响应，组织义军备战。日军占领新竹，胡嘉猷以安平镇为根据地，所率义军擅长的是利用居民房构筑工事，屡屡袭击日军兵站补给线的就是他们。据日军森田工兵少尉致东京友人书称：“其队伍之剽悍，与一闻炮声即逃之清兵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丛林中实行坚固的家屋防御，经常袭击我兵站线，夺我粮食，杀戮我兵。我先头部队有此后顾之忧，而不能向新竹以南进兵。”[《日清战争实记》]
日军决定进攻安平镇，但打了三次才得手，总算是勉强攻下。
第一次，败回。
6月28日，凌晨4时，近卫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从中坜出发，向安平镇前进，行进途中便多次遭到义军袭击。面对敌人攻击，义军“以竹丛中的家屋为据点，顽强地抗御”，日军往往防不胜防，腹背受敌，攻击毫无办法，隐蔽也无处藏身，连伤员都没有安全的地方进行救治，仗打得十分狼狈。大队长三木一少佐见久攻不下，便施出纵火的惯伎，命令士兵“收集茅草，在竹林中放火，但不知何故，火总是烧不起来”。[《日清战争实记》]
从上午8时战至10时半，三木技穷，下令撤退，抬着伤兵回到中坜。
第二次，再度败回。
经过28日之战，三木有了心得，发现义军防御的特点是“以家屋为阵地，周围有土垒、堡垒或竹林环绕，加之四面全是水田，敌军只从墙壁上的墙眼里向外射击，难攻易守。”所以，他增调了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工兵中队，于7月1日，又率队卷土重来。
上午7时半，日军炮兵中队首先发炮轰击。胡嘉猷就用旧式大炮还击敌人，沉着应战。战至下午3时，义军气势毫未减弱，而日本“炮兵已将炮弹全部打光，攻击却毫不奏效”。三木命工兵上去爆破屋墙，费尽力气终于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是，义军弹如雨注，难以近前，而且三木只注意了他所谓的家屋，未料到义军还会从日军背后进行抄袭。打到5点，日军丢下死者的尸体，“背负着轻伤的十一名伤员”，“用担架抬着剩余的八名重伤员”[《日清战争实记》]，撤回中坜。
第三次，终于攻进了安平镇。
7月6日，日军步炮联合部队重整旗鼓，再次强攻，然而竟发现，安平镇空无一人。日军迅速进入镇子，取得了烧毁全部房屋的“辉煌战果”。
……………………………………………………
实际上胡嘉猷只是因水井被炮轰塌，没有水吃，“汲饮维艰，乃退龙潭陂”。然后又把这里作为根据地，继续“时而袭击中坜，时而破坏沿途交通”，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
然而不幸的是，败类中败类——汉奸，及时地向敌人报告了胡嘉猷的行踪。于是，北白川能久立刻增派军队，由近卫步兵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亲自出马，率步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炮兵第四中队及工兵中队等人马，组成一个混成支队，于7月12日自台北出发，前往镇压。
对一部民间义军来说，这种“待遇”也是够高的了，按兵力对比看，肯定是高于对同等数量的正规清军能享受到的。
山根混成支队按日军惯用的战法分两路进兵，山根旅团长率支队主力沿铁路线经中坜到龙潭陂，实施主要攻击。
坊城少佐率第三联队第二大队为左路，沿大姑陷河（大汉溪）右岸前进，到龙潭陂与支队主力会合。分出这一路，主要是沿途还要扫荡三角涌、大嵙崁两处，防止义军威胁支队的翼侧，或实施包围攻击。
山根少将还仔细研究，下达了正规的龙潭陂进攻令，针对他所称的“少数土匪”、“土匪百余名”，认真安排部署了任务和行动，可见日军的重视程度。[命令见《日清战争实记》]
14日上午7时，日军前卫抵达龙潭陂村东，又被义军“隐藏在竹丛间的家屋里乱射，因而不能前进”。日军混成支队主力赶到后，将村庄包围，用六门大炮轰击，发炮五十余发，全庄几乎被夷为平地。义军死伤甚重，难以抵御，只好突围而走。
日军得手，向上报告打死了胡嘉猷。
实际上，胡嘉猷率余部突围转移，继续坚持抗敌，这年除夕还出现在了进攻台北的战役中。失败后，才内渡广东梅县，健康活到82岁。
而“击毙”他的对手山根少将，就很不幸了。
……………………………………………………
日军主力部队作战顺利。
但这次的分路前进，却没有奏效。相反被义军抓住了薄弱之敌，左路日军的遭遇，实在很悲惨。
按计划，坊城大队所需粮食也由大姑陷河运送，包括大米一百五十余包和梅干（日本人腌了当咸菜吃的玩意）三十余桶，分载于十八只木船，由樱井茂夫曹长带挑选出来的部分健壮者担任护运任务。
7月11日黄昏，运粮队先于大队本队，由台北出发溯流而上，12日下午抵达三角涌。
三角涌系沿河的一座街市，超过两千多户人家，“地近内山，与生番邻，人皆蓄火器，善战斗”，“山箐丛深，径路险曲”。从这个记录我们就可以知道，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在日本人这边，此行，注定凶险。
日军运粮队的行动早已被掌握，义军就在三角涌附近选好了地形，静静等着他们。
一次著名的伏击战即将打响。
13日晨，运粮队从三角涌出发，一切并没有什么异样。但前进约四里路，一下子落入了义军的伏击圈。
义军有五六百人，在火力上占有优势。护粮队三十五人分为两组，樱井自率一部抵挡左岸的进攻，军曹江桥勇次郎带一部抵挡右岸的进攻。劈头盖脸的打击下，樱井中弹穿胸，士兵纷纷倒毙。江桥率残兵突围，最后只冲出九人。江桥等五人已受重伤，知道势难逃脱，下令自裁。鬼子神情“黯然”，“二人取剑互刺，继之二人自刎。江桥军曹……亦取出刺刀自尽。”[《日清战争实记》]仅存者四人，在逃回的途中还有一人失踪了。